1936年12月12日本着挽救民族未来、全国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愿景，张学良与杨虎城以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一事件的发生极大程度的扭转了历史的既定走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构建了前提条件，乃是国内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透过西安事变所实现的结果与意义来看，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实质上一眼望去即可发现作为始作俑者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整个过程当中承担着怎样的风险，任何一丝一毫的意外皆有可能导致事变整体的溃败。

然而即便张学良、杨虎城处处谨慎，意外却依旧真实于“西安事变”过程当中上演，一度令事态朝着更加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那么回顾西安事变时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背主邀赏黄永安的结局如何？

一、张学良、杨虎城的早期部署

纵观“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张学良、杨虎城的保密工作是十分严谨的，唯有如此方才能够抢尽一切先机未雨绸缪。与此同时基于中央军或将随着在事变发生后随之而来的军事进攻，张杨两人亦早有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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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保密工作又或战略部署，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张杨二人是有着相对充分准备的，其间便包括一项重要的军事部署——抢占洛阳、潼关。彼时只要抢占两地便可以掐断中央军向西安挺进的路线，为双方谈判赢得更多的时间。

虽然张杨两人早有打算，但是亦无法大规模调动部队，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容易打草惊蛇。因此部队的调动时间只能安排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同时，或在此之后。与此同时，部队的调动范围也限制于就近调动，毕竟一切行动都是争分夺秒地“抢”字。

基于这样一番限制，张杨二人最终做出的决策便是，由张学良部东北军炮兵第６旅、洛阳军分校东北军教导总队两方面协同抢占洛阳。由杨虎城部四十二师抢占潼关。

因此几乎在“西安事变”发生同时，张杨二人皆向上述所部下达了命令，然而令二人意想不到的则是，无论洛阳又或潼关皆未能完成抢占，他们的部队不仅未完成作战任务，更是调转枪头直逼张杨二人。

与此同时随着部队的叛变，“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过早地传达到了国民政府以及外界，导致整个舆论风向为国民政府所掌控，张杨两人一时之间背上了“人人喊打”的罪名。

二、黄永安叛变始末

事件的详情是由一封来自于张学良的电报作为起点的。1936年12月12日凌晨, 张学良密电黄永安作出指示，要求黄永安与洛阳军分校东北军教导总队协同行动，攻占陆军和空军军事学校，截断洛阳以东交通。

彼时黄永安时任炮兵6旅少将旅长，负责驻防洛阳担任警备任务，下辖部队有两个炮兵团驻扎在洛阳。与此同时张学良要求其联系的东北军教导总队亦有400余装备俱全的人马。

相对而言，如果黄永安接到命令之后果断予以执行，那么趁其不备之下势必能够全面接管洛阳，毕竟城中防务本就由其部队负责。

而在职务上，黄永安仅受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管辖，只需突然起事趁其不备将之控制，那么张学良的战略目标便可以实现。

然而事实却是接到命令的黄永安并未按照张学良的部署进行，反而在一纸命令前犹豫不决，毕竟这一事件的发生非同小可，如果按照张学良的命令行动，那么毫无疑问的站在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无论“西安事变”结果如何，应有的清算必将临头。

张学良

与此同时即便黄永安能够顺利接管洛阳，中央军驻扎在洛阳附近的两个师，也会紧随其后朝着洛阳反扑，而后亦是蜂拥而至的中央军队。相应之下黄永安部的后继力量是无有保障的，面对中央军的疯狂进攻，又能够坚持多久？

重重因素牵动心弦，以至于黄永安并未当即接受张学良的命令，而是决定另作打算。据悉正当黄永安犹豫不决之际，妻子的建议令黄永安最终踏上了叛变之路。

妻子的想法与黄永安不谋而合，更通过怒骂的方式将黄永安的忧虑点破。妻子直言，接受张学良的命令，与中央军相对抗无疑是以卵击石，若是如此必然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代价，应当即刻将张学良的命令上报，以自证清白。

正因如此黄永安当即作出决定，带上张学良的命令直奔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找到祝绍周。值得一提的是，祝绍周早在此前与西安方面的中央领导通话过程当中，突然电话中断便令他衍生出了些许疑惑。因而此时黄永安带来的命令无疑坐实了祝绍周的想法。

祝绍周刚刚看到这纸命令时，突然拔枪直指黄永安，想要知道他的想法，而黄永安亦表示愿意向“党国”效忠，否则便不会孤身带命令前来。因此黄永安方才成功取得了祝绍周的信任。

而后知晓西安事变发生的祝绍周果断作出了各项决策，导致事态朝着更为险峻的方向快速发展。

首先，祝绍周在黄永安的配合之下，快速地控制了洛阳的东北军，保障了洛阳的归属。

其次，祝绍周命令洛阳附近部队就近登上火车，火速赶往潼关抢占。而杨虎城派遣抢驻潼关的部队本就心有叛变之意，不紧不慢地赶路，以至于潼关被中央军率先把控，而杨虎城派往潼关的部队则“顺势而为”。

同时，祝绍周更在与洛阳境内的空军负责人商谈后，派遣飞行组长蔡锡昌驾教练机飞赴临潼营救蒋介石，然而待他到达之际蒋介石便已被“保护”起来，而他自身亦被东北军抓获。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项，祝绍周将张学良密电的内容汇报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得到了快速响应，相较于张学良面向全国宣布“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提前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其间影响可想而知。

祝绍周

三、另一位不曾泄密的知情者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任职洛阳军校军士教导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的赵云飞，曾撰文回忆“西安事变”之时的个人经历，而在这份回忆录当中他表明了自己早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便已经知晓“大雨将至”，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张学良的透露。

赵云飞能够出任洛阳军校军士教导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职务，便是由张学良亲自派遣的，不过彼时距离“西安事变”发生尚有一段时间，因此赵云飞并非张学良刻意安插的暗子，不过深受张学良信任却是可以窥见的。

众所周知，前往西安之前蒋介石在洛阳过了50岁生日，此后蒋介石曾于一个纪念周活动之中，谈及国内形势问题，有意无意的透露出了一个消息。

“我们这里有人挟寇自重，认贼作父，极为无耻，我也绝对不能容许他那样做的。”——蒋介石

透过字里行间不难窥见蒋介石另有所指，而联系国民政府素来称中共为“匪”的事实，以及张学良彼时尴尬的反应等等，不难窥见蒋介石所指便是对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拒绝，而后来诸多传言也验证了这一想法。

据赵云飞回忆声称，十一月下旬张学良曾亲自发电报，要求赵云飞前往西安与之会面。而这场谈话的主要内容便是张学良对洛阳军校具体情况的了解。可见此时张学良已经在就“西安事变”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而在这场谈话过程之中，张学良说出了一段惹人深思的话。“以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一切按照我的电报行动，电报由炮六旅电台转达给你，不过在此之前你不要告知黄旅长。”

而在赵云飞离开的过程当中，更是遇到了孙铭九并从他口中更进一步的清楚或将到来的一切。“东北人活不下去了！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敢干吗？”

回到洛阳之后的赵云飞一直默默地等待着那封电报，然而最终等到的却是祝绍周的武装剥夺，最终迫于无奈下赵云飞亦表示妥协。

后来随着西安事变的结束，祝绍周在总结大会上直言，张学良下飞机的时候对他直言，将赵云飞放出来，更谈及洛阳的秩序被他维持的很好。而对此祝绍周却反讽道，“都是黄旅长的功劳”。

四、黄永安的结局

西安事变过后，背叛张学良立下一番功劳的黄永安，自然得到了蒋介石的“垂青”，随手将黄永安晋升为陆军中将，后来更是步步高升。

不过基于黄永安的背叛事件，相应在以“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当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挤与轻视，并没有掌控实际的权力，直到1952年10月在台湾退役。

那么结合“西安事变”当中黄永安与赵云飞等诸多人的作为，为何偏偏黄永安于其中倍受谴责？

因为诸多人同赵云飞一般，迫于形势不得不“顺势而为”的人相应基于与张学良之间的感情，并没有过分地落井下石，而黄永安等部分人却是在叛变张学良的同时，将矛头直指张学良，是在令人厌弃。

发布于：天津市